考研专业课

　春秋战国

(前770––前476、前475––前221年)

战国时期新型社会等级关系的定型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既体现在旧阶层的衰落了，也体现在新阶层的兴起，以及原有各个阶层相互之间的流动。

1、自耕小农的普遍化：由于井田制的瓦解，所分配的“份地”(私田)私有化，原来的“国人”和“庶人”所耕“份地”先后私有化，都成为耕种百亩的自耕小农。再加上各国先后推行按户籍身分的授田制，于是自耕小农在战国时代就普遍地存在。自耕小农既是生产的主力，又是作战的主力。这种自耕小农是编入户籍的良民，不同于身分低下的商人、赘婿，有按法接受分给耕田的权利，除了缴纳法定赋税和定期眼役以及战时服兵役以外，生产和生活都是自主的，拥有住屋、家畜以及生产和生活上需的财物，《秦律》上称为“士伍”，即编伍的士卒，无爵的庶民，可以接受君上的因功赏赐的低级爵位而成为有爵者。如果发生争夺财物和争夺军功的纠纷，可以经过诉讼而按法律解决，其所有财物和所得功勋，可以得到国家法律一定的保障。因此能够比较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能够拥有积蓄的财物，有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期留存。

2、地主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有的是由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有的因经商而购置土地从而成为商人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乃至“鄙人”上升而成。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井田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眼见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划为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利用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剥削方式。

3、佃农和雇农的出现：这时土地已开始买卖，有土地的农民常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出卖土地，“无置锥之地”的人便逐渐加多。这些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有的流亡到外地，成为“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宾萌”(即客民)，有的就成为“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佃农。到战国末年，农民为了逃避繁重赋役，有的宁愿附托到豪强地主之下，甘愿做佃农。这时农民有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的，也有失去耕地后流入城市做雇工或商店的伙计的。有所谓“市佣”、“庸保”，也有“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的人。

4、奴隶：除上述阶层外，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官私奴隶。春秋、战国间，官府奴隶的来源，一种是俘虏。到战国时代，各国官府有把战争中的俘虏作为奴隶的，但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俘虏。捕捉俘虏来作奴隶，已经不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战国时代官府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罪犯。因此胥靡既是一般奴隶的通称，同时又是一般罪犯的通称。这时秦国的“隶臣妾”是官奴婢性质。官府奴隶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把罪犯的妻子、儿女一起没收为奴隶。卫鞅在秦变法，公开宣布“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收孥”作为处罚的一种办法。当时官奴婢除了被用于手工业生产以外，还被用于农业生产。官奴婢除事手工业生产外，还被用于筑城、畜牧和官府的各种差役。由于这时占有和使用奴隶是合法的，一般地主和商人也就可以占有奴隶。当时穷苦人家的壮年男子，常常因为负担不起赋税，生活困难，出卖或典质给富户，称为“赘婿”，由主人配给女奴结为夫妇。这种“赘婿”，属于家奴性质。到战国末年，由于赋税的增加，人民的贫困，债务奴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赘婿”的数量比前增加。后来秦始皇把“赘婿”和罪犯、商人一样作为谪发的对象，就是因为“赘婿”属于家奴性质的缘故。奴隶也有被用来从事小块田地的农业生产的，但使用少数家内奴隶从事农业生，并不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大工商业者还常用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

5、士阶层的兴起：士最初只是泛指部落中的成年男子。到西周和春秋，士被用来特指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西周以来的教育体制逐步瓦解。过去由贵族所垄断的学术文化流传到社会下层，民间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很多庶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战国时期，士的含义再度发生了转变，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好奇，而是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实践，这也是与当时官僚制的确立过程相适应的。此类追求知识的功利、实用色彩，事实上成为以后2 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特征。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士阶层。此时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已经比较淡漠，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称为“子”、“夫子”，而这两个称号过去是专用于卿大夫的。这些“子”、“夫子”周游各国时通常都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战国各国养士之风盛行。统治者对士人十分尊重，不仅从中任用官吏，还将一些人专门供养起来而不责以实务。这方面最的例子是齐国的稷下学宫。除国君养士外，贵族大臣亦多养士为食客。据称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和战国末年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所养食客都达3 000人以上，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各种事务。士阶层的活跃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学说、学派，都提出自己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一套看法，打算“以其学易天下”。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口头论战，而且著书立说互相辩驳，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又分化出一些小的宗派。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虽有时主要尊崇一家，但对其他各家也能容纳，并能鼓励和支持各家的学术论争。这样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本身是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对社会变革又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战国时期新阶层的出现及社会等级方面发生的变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