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述2018—2019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话题。这一年，人工智能和县级融媒体中心 进入国家规划布局层面，短视频行业发展与问题共存，区块链技术引入新闻业，“二次元”文化走向大众。毫无疑问，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深刻影响2020新传考研。
01在线新闻生产
这一年新闻生产的社会化、职业化和智能化并存状态引发研究者关注。社会化生产包括公民讲述、官网发布两种方式;职业化生产则包括媒体复述、记者改写、记者、记者创作、记者策展等五种方式;智能化生产包括机器人写作和算法分发新闻等。这一新闻生产主体网络，使传统媒体时代的“我-他”传播，转变为“我-你”传播和“我-我”传播，从而获得了新闻生产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实现。
面对网络新闻的海量与碎片化，研究者借用艺术学中“策展”(curation)的概念，倡导对全民新闻进行内容管理，公开新闻生产过程，设置域外信息的情境和语义学边界，调动全民参与和理性对话，实现参与式协作和意义共享，成为一种以“对话”为中心的新闻实践，揭开新闻生产的“黑箱”。
有研究者提及在线新闻的三种神话：即时性方面时间终结的神话、互动性方面的空间终结的神话，以及参与性方面的政治终结的神话。由于数字时代市场压力的加剧，新闻机构出于商业利益和巩固媒介权力的目的，考量这些“新”的价值观时，多少忽略了新闻传播业的公共性目标。竞逐速度带来了速度价值至上的理念，形成新的“赶工仪式”，新闻的定义与价值愈来愈模糊，边界难定;记者在速度与新闻质量间仍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节奏。
还有研究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的创新可以从组织、过程、产品和意义四个视角加以考察，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物质三种路径展开研究。研究时需有批判意识，对那些可能影响公共生活的新现象保持警惕，比如算法带来的负面效应、平台对新闻业格局的重塑等。
02短视频
2018年短视频迅速发展，截至12月，抖音的国内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亿，月活用户突破4亿;快手日活跃用户突破1.5亿，用户使用时长超过60分钟，每天3亿次点赞。截至2018年12月18日，CNKI2018年有相关文章1513篇，而2017年有664篇，2016年仅有229篇。
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长、智能手机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与宽带的普及、短视频拍摄与编辑等硬件和技术的提升，是移动短视频发展的外部动因;社交化视听场景，碎片化、分众化，订制化的精准推送，是其内部发展的逻辑。外因与内因联动成就了今天的这种热度极高的新媒体形式。研究者指出，短视频火爆背后体现着复杂多元的社会心态：网生代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青春心态;屌丝群体追求愉悦、幽默搞笑的娱乐心态;主播群体急于求成、不择手段的逐利心态;男性网民在文化消费中追求感官刺激的色情化心理;底层青年在秀文化中的突围和宣泄心态;空巢青年虚拟生存的孤独心态。这些心态折射着中国社会现实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短视频的叙事逻辑逐渐被幕后的商业逻辑操纵，视觉奇观将受众淹没在表层信息的洪流之中时，碎片化、无深度的视觉符号形成了对人们深度思维环境的“围墙”;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被扭曲的观念绑架时，便会滋生出多种社会问题。短视频平台目前主要存在雷同化、垄断化和低门槛化三种趋势，需要治理的方面是：事后治理、模糊规范、手段单一。短视频平台要有行业自律，明确界限;用户要有自觉意识，维护权限。
还有研究者认为，大量乡村用户入驻快手APP，实现了乡村居民的重新部落化，并通过拍摄短视频尝试乡村文化自主表达的新路径，快手也逐渐成为促进乡村形成身份界定与文化认同的线上空间，隐喻着乡村人独特的价值审美与生存状态。而乡村文化作为一种与主流对照的亚文化，最终无法逃脱被收编的命运，或被都市话语作为娱乐对象进行选择性呈现与建构，又或被商业话语消解，乡村亚文化则以这种方式悄悄获得新的传播权力。
03县级融合媒体
2018 年8 月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和推广。截至2018 年12 月18日，CNKI 上已有88 篇文章涉及这个概念，而2018 年5月份以前仅有1 篇。
研究者分析，我国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媒介融合进入第二阶段，和阶段以大传媒集团“中央厨房”模式为主要特征相比，长期处于行业边缘地带 的县级媒体终于有机会进入政策关注的焦点区域，获得政策扶持的发展机遇。其操作经验主要来自县区媒体与社区报实践、阶段大媒体的媒介融合探索实践以及BAT 等商业平台融合发展探索。
区域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有研究者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困难总结为四大难题：资金缺乏，人才短缺，内容不足，受众黏性不够。解决的方法应该是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的媒介融合、功能融合，通过以公共服务带动信息接收，收获县域受众的关注与黏性，同时通过县级融媒体公信力的进一步构建，实现县域媒体传播力与舆论引导力的提升，加强基层媒体的宣传与舆论引导功能。
也有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可操作路径：运行机制和考核制度多方位改革，通过项目制和分层发布来寻找特色和创意，依托强有力的技术平台，加大资金、技术、人才等扶持力度等。
04网络综合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2018 年 11 月 10 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节目中批评自媒体行业六大乱象——低俗色情、标题党、谣言、黑公关、花钱购买阅读量、伪原创。“网络综合治理”成为新闻传播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截至2018 年12 月18 日，CNKI 上共有171 篇文章涉及这个概念，其中 2018 年为 37 篇，2017 年为 30 篇，2016年为19 篇。
研究者认为，微信公众平台信息传播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使用非法外挂刷粉行为、煽动诱导用户，滥用原创声明及赞赏功能、极端营销、传播失衡与网络欺诈、群体极化与围观等。微信公众平台中的负面行为不会自行消失，需要法律部门、行政部门和微信平台多方合作进行引导协商、调节控制，同时还包括社会的监督与反馈。还有研究者指出，在网络空间公共性质的“社会契约”(法律)会被私人性质的、具体的“私人契约”(用户条款)所代替。网络治理与个体权利实现都要依赖于网络中介(即互联网平台)、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因而，当前传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如何规范网络中介的行为。
另有研究者指出，在理念上，应致力于从旨向“维稳”“应急”的管控平抑思维向以“合法”“效率”“协商”为核心原则的舆情治理思维转变;在实践上，应构建以 公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由舆情监控、舆情干预、事后问责等机制构成的立体式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同时，应着力完善网络治理法律体系，将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内嵌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还有研究者指出，网络空间失序和混乱的局面来源于信息过载、有组织的舆论操纵、被放大的民众焦虑感和恐慌感等负面情绪，以及“入戏太深”的网民。其根源是破窗效应和规则漏洞。从“熵定律”视角看当前的网络治理，要避免简单修规代替整体、系统规则的制 定，规则需要寻求国家、精英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兼顾管理、赋权和自律。网络社会的本质，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等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基于互联网技术聚合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格局和结构形态。网络 社会治理要运用法治思维，将治理要素、治理结构、治理程序、治理功能纳入法治轨道。
05人工智能
这一年，机器人开始规模化写稿;4月4日，日本NHK推出人工智能主播“Yomiko”;11 月8 日，新华社上线“AI 合成主播”;可以语音操控的智能音箱、智能电视等设备已成为使用常态。截至 2018 年12月18 日，CNKI 上2018 年有相关文章99 篇，而2017 年有49 篇，2016 年仅有3 篇。
研究者认为，智能化技术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三者相互渗透、相互驱动。
关于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影响，有研究者提出“劳动—知识—”的三级分析框架：新闻劳动是新闻业内直接遭受人工智能冲击的部分，体现为记者的劳动过程、雇佣状况、职业满意度等不同层面的变化;新闻知识是一个相对抽象的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它反映在作为知识类型的新闻文本和作为知识实践的新闻技能方面的调适和改变;最后一级新闻是更为抽象的概念，它关心的则是新闻业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新闻全流程都纳入了人为无法识别的“黑箱”，带来算法偏见、算法主权、透明度等诸多问题。
2018 年10 月31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研究者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并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给内外组织结构相对稳定的传统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滋生诸多次生矛盾：冰冷数据与人性关 怀、新闻同质与报道、自动生成与议题设置、精准推送与信息茧房、岗位退场与阵地坚守等。人类只有理性对待、认真分析、寻找对策、调适矛盾，才能达到记者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共谋“”合谋”和“人机协作”。
有研究者认为，只要人工智能还在人类控制之中， 不具有独创性，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可以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上设计所有权。该所有权根据不同的阶段可能属于程序设计者、人工智能使用者或者投资者。
06区块链技术
2018 年，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等媒体纷纷成立区块链频道，很多研究者也在讨论区块链技术会给新闻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区块链技术：是将数据“化整为零”后分别存放在全球互联网络中的数以千计的节点(电脑)上，并同时使用一种强大的加密技术将这些数据相互锁定在一起，从而能够确保数据的完整和安全。它对新闻业的价值：体现在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确保报道的安全、保护内容版权、利用虚拟货币获得新的众筹商业模式等方面。但是，区块链技术里的新闻不一定就是真相，只是“ 拯救新闻业”的黑暗隧道中突然出现的一条通路。区块链在媒体中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如打造去中心化的媒体平台、媒体信源追溯、公民新闻审核、媒体信源保护、数字版权保护与收益保证、传播效果统计等。
2018 年10 月23 日，人民网宣布开设区块链频道，推进业务布局。研究者认为，区块链技术能自动、忠实、完整和非中心化地记录网络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交易”，而且其加密货币也可能成为内容产业微支付的手段，从而为其与读者建立直接联系、摆脱广告商业模式提供了条件。
还有研究者指出，区块链基础上的加密经济虽在理论上阐明了独立媒体“如何自给”，却面临现实操作中“能否自足”的问题，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的双重不成熟，将给这一创新实践带来巨大挑战。该作者以区块链新闻公司PressCoin为对象，分析了“加密经济+区块链技术+独立媒体辛迪加”的解决方案。这一模式试图建立一种自给自足的盈利机制。这种机制以加密货币为核心，奖赏和鼓励系统中所有成员积极参与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为所有的贡献或“互动”定价并提供权益回报。由此创造互惠互利、基于社区的合理经济激励;并通过准确记录、即时结算和零交易费用为非广告业务模式开辟可能性。
07网络游戏
2018 年 8 月 20 日 ，中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络游戏用户4.86 亿，占总体网民的60.6%。截至2018 年12 月18 日，CNKI 有323 篇有关游戏与传播文章，历年中的是2018 年的59 篇，其次是2017年58 篇，2016 年36 篇。
研究者认为，手机社交游戏打破了以往的社会群体身份藩篱，创造出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交往空间。在手机社交游戏中，玩家们积极寻求维持或重新建立社会联系，寻求群体认同，主动建构起单纯以情感维系的零散部落。玩家在手机社交游戏中的行为表现，会生成各类隐喻性的信息，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建构与呈现出性的自我。
但是，游戏玩家容易沦为现代社会中的“数字劳工”，因此需对手机游戏产业开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制、社会性的协同化规制、游戏行业的自觉性规制等。多数网游作品力图在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谋求平衡，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以妥协姿态与价值规范“协商”。还有一些低级、粗俗、毫无想象力的网游文本，成为情色、暴力和仇恨等越轨情绪、心理或欲望宣泄的通道，正是这类文本，引发了人们对于网络游戏的“道德恐慌”，也使其行业形象受损。
还有研究者以《人民日报》1981-2017 年所有提及“游戏”的1718 个报道样本为研究对象，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层面展开历时性的分析，发现游戏报道话语实践六大框架：“危害青少年”“产业经济”“文娱新方式”“信息技术”“治安管理”“电子竞技”。《人民日报》游戏报道话语变迁背后，折射了数字游戏在中国的社会认知乃至意识形态转向;而这一转向的每一时刻，又无不浸润在媒体话语实践的影响之中。
有研究者认为，智能化媒体时代传媒内容的价值评判标准，更多源自人性中趣味性的诉求，有趣才是实现传播的前提和基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结合大数据挖掘的能力，人工智能和人类心灵的距离在逐渐缩短。未来的传媒业可以依赖智能化的技术，实现人机交互的内容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基于万物互联的传媒内容生产机制。
08新数字鸿沟
2018 年5 月，微信公布自己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经达到10.4亿，微信已经成为全民社交媒体。根据微信团队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微信55 岁至70 岁用户已经达到6100 万，人口老龄化与媒介数字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有研究者提出“数字弱势群体”的概念，用来指代以老年人为主的在新媒体采纳与使用方面相对弱势的人群。作者指出，深圳市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集中于微信的社交功能;其中主观因素(对微信特征和风行程度的感知)对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的影响，大于客观因素(人口变量和健康水平等)。数字弱势群体形成， 其情境扎根于家庭，单向的数字反哺只能弥合代际间的采纳沟，老年人在数字技能上的浅尝辄止让使用沟的弥合变得艰难，遑论知识沟的弥合。
还有研究者指出，掌握网络话语权的年轻人一方面将中老年表情包纳入表情包的后现代解码体系中， 一方面方面又通过文化霸权的形式将这些与自身文化审美 特征格格不入的文化样式筛选剔除，形成泾渭分明的身份区隔;同时，亦以彰显群体性文化优越感的姿态完 成对中老年表情包，乃至该表情包使用群体的嘲讽、排斥与放逐。
有研究者发现，正处于“第三年龄”(退休期)的中老年女性，借助手机拍照，一定程度上实现她们的情感表达和心理调适。通过手机拍照，这类女性群获得新的交往关系，进而展开社会参与，她们也在手机拍照中进行自我身份的彰显和表达，从而完成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网络新空间的出现，使得那些在新技术面前较为“弱势”的群体，也拥有了同样创造文化、表达自我的权力与可能性。
有研究者认为，在当下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作为嵌入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工具，微信群线上、线下活动都难以逾越外来工城市融入的阶层断裂鸿沟。要消除鸿沟，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废除潜在的隐形身份壁垒，以及错综复杂的制度性利益分配格局。大量的农村移民在流动迁徙过程中，面临着人际交往危机与认同危机。社交媒体为农村移民提供了一个相较于线下生活更为稳定、更为理想的社交平台。依托于社交媒体的在线小区，已经成为了农村移民日常中极为重要的新的居所。
09二次元文化
有数据显示，我国“二次元”核心用户在2018 年已达9100 万。这年3 月28 日，“二次元”平台哔哩哔哩(bilibili 视频弹幕网站，简称“B 站”)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二次元”形成讨论话题。
日语中的“二次元”是二维、平面之意，特指以漫画、二维动画、电子游戏等媒体形态展示的“平面化”的虚拟人物与世界。有研究者指出，“二次元”是中国独有的学术热点概念，日本学界仍以“otaku”(御宅)来指称相关群体及其文化。“二次元”作为身份标识，得到了产业资本和青少年的双重肯定。学术界略显滞后地追随了业界的话语轨迹，但学术话语在总体视角广度和分析深度仍不足因应现实之复杂。
互联网为幻想式的、自我满足的“二次元”粉丝们提供了一 个更为自由的公共展示窗口和聚集地。“二次元”粉丝 利用自身符码系统对原作进行阐释、重构，在虚拟社区 中实现粉丝文化生产，同时使影视作品完成了由传统媒介向移动互联空间的跨屏衍生，粉丝也这一过程中构建特殊的身份认同。
“二次元”用户在观看视频时的一个既定习惯是“弹幕”，即观众可随时发送评论，并将评论即时覆盖于播放画面之上，形成独特的幕布景观。作为“二次元” 文化的越界与蔓延，国内主流视频网站相继上线“弹幕”功能，看视频、看评论、发评论三者可以同时进行， 由此带来了即看即评、游离式“浅观看”、主动参与二次创作、匿名互动的观看习惯，改变了评论与视频内容相 分离的状态。但是，弹幕的纷杂呈现也带了视觉疲惫、专注度下降、观看过程中愈加浮躁等问题。
被贴上“二次元”标签的“B 站”用户群体，观看兴趣大都集中在动漫剧、游戏直播等方面，但从2016 年开始，许多传统文化类节目在“B 站”上大受追捧，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等。研究者认为，“B 站”中传统文化题材作品屡屡出现“爆款”，反映了以其为代表的“二次元”平台在新语境下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挪移、征用和继承。由传统文化绵延而来的庞大话语流，既是构成主体不可或缺的文化符码，又是把各种异质性因素裹携其中、不断延伸的“他者话语”，还是历年历代各类群体进行交流和思考时共享的文化资源。
10非虚构写作
2018 年，新闻传播学业界和学界持续讨论“非虚构写作”，截至2018 年12 月18 日，CNKI 上有相关文章326篇，其中2018 年有76 篇，2017 年有75 篇，两年的文章约占总数的一半。
有研究者认为，“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既溢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理解，也溢出了传统新闻的外延和边界，但其基因还是新闻的基因，因它以写实为底线。这种非主流文体，以其灵活的身段出场，弥补了主流新闻叙事的盲点，拓展了新闻表达空间，增强了新闻表现力。但究其本质，非虚构写作仍然是类似于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文学体裁，与新闻写作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相矛盾。
也有研究者认为，从新闻到数据新闻，新闻业拥抱社会科学中量的研究路径。从新新闻到非虚构写作，新闻业则从文学范式转向拥抱社会科学研究中质的研究路径。非虚构写作与质的研究方法有三个共同的特征：在采访方式上，推崇自然主义;在记者与受访者关系上，提出向受访者学习;在意义的生成阶段，记者要与受访者达成视阈的融合以求真正的理解。但是，“非虚构写作”对文学化表达方式的强调与对文学价值的追求，势必会与传统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价值理念产生冲突。对于记者来说，记者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是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的冲击。
有研究者基于对参与非虚构写作训练工作坊前后三届新闻专业硕士生的非虚构习作的分析，发现面对非虚构写作，即使有新闻写作背景的学生，依然在选题、采访和文学手法的应用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学生不知道写什么和为什么要写、搜集信息的方式存在缺陷，缺乏对文学手法的自如应用。有必要从题材、采访和表达三个模块，学生的非虚构写作能力。
也有研究者指出，“非虚构”未能形成概念的清晰内涵及外延，创作涉及的类型庞杂。由于写作的文体类型不一，方法论也千差万别，这就进一步模糊了“非虚构”创作的理念和实践边界。作者建议，从民族志方法论中提炼出“寻访隐秘的他者”、“对亚文化系统的考察”以及“田野情景中的互动”等基本规范，将非虚构创作中“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转化成为“可言说的知识”(articulated knowledge)，可以为眼下边界模糊的非虚构创作寻求方法论的资源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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